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之际，与《自然》、《科学》并列的国际顶尖杂志《细胞》刊登专题文章《中国科学三十周年》（Science in China: 30 years on）介绍中国的生命科学。文章要点如下。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包括科学和教育。比如，支持基础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从1986年成立以来，经费预算平均每年上涨22% ，今年达7.86亿美元。已经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才流失的现象可能逆转。几位顶尖的旅居国外的科学家，如芝加哥西北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饶毅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放弃了他们在美国的终身职位回国，分别领导william hill中文网和清华大学生物学系。去年，无党派人士、科学家兼医生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的杨雄里说：“我告诉在美国的学生，现在该回国了”。但是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要想具备国际竞争力还面临不少挑战。

1980年，康奈尔大学的遗传学家吴瑞在阔别中国31年后第一次回国。他向中国教育部提出建议，建立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联合招生计划（CUSBEA）。这个计划在1981年到1989年间共输送了425名学生到美国攻读生命科学博士学位。生物化学家王晓东是这批人的代表，他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第一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大陆学生。他现在兼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CUSBEA的成功也为其他许多中国学生到美国进行深造打开了大门。

1985年到2005年，约有一万两千中国学生获得生物、医学、农业和其它生命科学博士学位。2007年研究发现，92%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留在美国。以施一公为主席的北美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估计美国有两千五百到三千中国教授。过去十年中国政府曾经发起数个计划试图吸引留学生回国，结果好坏参半。

为了增加年轻科学家的数量，教育部所属的中国留学中心去年开始一个新计划，在五年中耗资13亿美元，每年从中国顶尖大学中选拔5000名学生留学西方。生命科学是其中的重点支持学科。有些中国科学家对这个计划表示担忧。饶毅说，“我对这个计划很困惑。好学生自己就可以出国，不用政府资助。经费用来支持国内研究生更好。他们的工资太低了”。去年他们回国不久，饶毅、施一公等起草了一封信，征集了五十多个教授签名，建议政府提高研究生待遇。中国总理温家宝已经同意此建议，据悉政府有关部门正在讨论实施细节。

与缺少优秀研究生并存的问题是博士后的严重缺乏。最近从耶鲁大学招聘到南开大学做威廉希尔院长的尹芝南说，“对于回国的科学家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博士后”，“很明显，美国的工资有优势”。杨雄里也同意这个说法，“我培养的研究生都出国做博士后了”。尹芝南强调说，“中国应该大幅度提高博士后的工资”。

科学家们都认为，中国的经费分配体制和研究评估机制需要进行改革。“经费本身不再是主要问题”，饶毅说，“问题是评估和分配体制”。施一公和饶毅意见相同，并称现行体制“压抑创新”。中国经济改革的前二十年里，国家强调应用研究，忽视基础研究。其后，基础研究的投入增加不少，“尤其是在最近五年”，复旦的杨雄里说。尽管如此，增加以后的基础科学经费只占研发经费的5%，而日本是15%，美国是19%。中国政府给体育的投入高于基础研究。另一个问题是过度依赖SCI文章和影响因子作为评估科学家及其研究水平的指标。杨雄里说，“发表文章的压力使得科学家们选择更容易的课题以迅速出产论文成果。”